他們知道我是焦裕祿的女兒，居然很吃，說還真有一個焦裕祿，我們以為是編出來教育大家的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焦守云女士說
這幾天校對30萬字的稿子，標點都不能放過，為了引文的出處，圖書館三樓下一樓不知折騰多少趟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篦頭發(fā)一樣篦了一遍，連博客日志也顧不上更新了。于是把以往的“日換新我”改為不超過兩天——為賦新詞強說愁總是無法保證質(zhì)量的。
上午寄走了書稿，下午考查了“魯迅研究”課并收回了“熱點新聞解析”課的卷子，累得幾乎散架了（腦子里想的是“《老子》書稿又欠債一月啦！”）。晚上打開電視，才知道就要到我黨的85壽辰了。
作為30年黨齡的老黨員，我想起5年前，也是“七一”前夕，采訪“真共產(chǎn)黨員”焦裕祿的女兒焦守云同志——

提起40多年前讓全世界1/4人口熱血沸騰而熱淚橫流的“焦裕祿”三個字，年紀大的人想到的是穆青同志寫的《縣委書記的榜樣——焦裕祿》，是風(fēng)沙、鹽堿、泡桐樹、舊藤椅、頂住肝區(qū)的茶缸蓋，是風(fēng)雪中為膠輪車駕轅，是“把我運回蘭考，埋在蘭考的沙丘上”的遺言。
不過，年輕人對焦裕祿的認識則更多的來自于十幾年前李雪健演的電影《焦裕祿》。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“土得掉渣”的老焦，奮力追趕將要離去的技術(shù)員，累得蹲在站臺上起不來的“經(jīng)典鏡頭”——總之，在大家的眼中焦裕祿似乎僅僅是一個只知道忘我工作的楷模，是個“不修邊幅”而拼命硬干的“工農(nóng)干部”。
然而，從對焦守云女士的訪談中，我卻看到了另一個有靈有性、有血有肉、生動活潑、多才多藝的焦裕祿。
“我媽媽說，用全面發(fā)展、‘多才多藝’的標準來衡量，我們幾個孩子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爸爸�！�2001年6月25日晚，焦守云女士剛剛從北京回到鄭州，我就毫不客氣地“打上門去”�！�—建黨八十周年在即，焦守云女士成了大忙人，南下武漢，北上北京，時間安排得滿滿的。不知道為什么，隨著時光的推移，大家如今更想了解焦裕祿。
的確，只要是懷揣愛國愛民之心的同胞，每次翻讀焦裕祿這本大書，都會有新的感受和收獲。尤其是在大講“八榮八恥”、反腐敗的今天，年齡稍大的人們更是常常說起焦書記——這位老共產(chǎn)黨員永遠保持著他不可動搖的、常聽常新的“話語權(quán)力”。 
那天，焦守云女士聲音清脆，語速很快，全不像四十多歲的人。談起父親，她一往情深，緬懷中帶著自豪。
話題從李雪健說起。她說，李雪健是個非常好的演員，他十分敬業(yè)，當時要演焦裕祿也是需要幾分勇氣的，萬一演砸了，對雙方都不好。“他從氣質(zhì)到形象都與我爸爸有距離，我媽媽看了以后說：這哪象老焦啊！雪健白白胖胖的，我爸爸比他還高十來個公分，五官也不大像，看了我爸爸的照片，李雪健自己都搖頭，說：“不像，不像！”但他很努力，表演力求“神似”，仍然感動了大家。為了趕時間，峨嵋廠電影前前后后只拍了四十多天，片子有些地方比較粗糙，李雪健也真是敬業(yè)，我媽媽說他胖，他就減肥，天天喝白菜湯，一下減掉了三十斤�！�
關(guān)于電影里焦裕祿里那個“經(jīng)典鏡頭”，焦守云女士說：“我媽媽看了以后，說：‘我怎么會把你爸爸打扮成那個樣子呀！衣服又臟又破，他常常去省里開會，有時也去北京開會。穿得干干凈凈也是尊重別人。’這個意見轉(zhuǎn)達給劇組，就又給李雪健做了一套昵子衣服。他說穿上特舒服，當時就不想脫。原來在電影里那件破衣服真像個叫花子。當然襯衣領(lǐng)子有補丁，但從外面看得過得去，得干干凈凈的。影片開始太多的表現(xiàn)了我爸爸艱苦奮斗的一面。大概焦裕祿紀念館里生前的衣服就是那樣子。可那衣服放了那么多年，光潲色也變了樣子了，我哥哥還穿過。”
“在電影里，平時很講究的爸爸有時候胡子拉碴，這也不太對。爸爸是大胡子，可他每天都刮得干干凈凈。媽媽說：‘我們姊妹六個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爸爸的才藝，他會唱歌，演過歌劇，二胡也拉得好�！�”
——據(jù)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同志回憶，南下途中黨組織分配老焦搞宣傳，他既當演員又當演奏員，一路上邊行軍、邊背臺詞。在武松打虎的山東陽谷，部隊演出大型歌劇《血淚仇》，他把主角王東才演的聲情并茂，方圓十幾里觀看的老百姓哭聲一片。后來在河南尉氏土改時，焦裕祿的住室里經(jīng)常傳出優(yōu)美動聽的二胡聲，年輕的徐俊雅就是循著《二泉映月》和《蘇武牧羊》的胡琴聲接近了焦裕祿，了解了焦裕祿。聽說焦裕祿演過《血淚仇》、《白毛女》，徐俊雅還半開玩笑地提出兩人演一出《小二黑結(jié)婚》。在其后不久的婚禮上，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之后，應(yīng)廣大觀眾的強烈要求，果真有焦裕祿伴奏，徐俊雅唱了一段豫劇《抬花轎》。結(jié)婚以后，焦裕祿還教給徐俊雅識樂譜，彈中山琴。 
焦守云女士說：“雖然爸爸文化程度不算太高，可在哈爾濱工業(yè)大學(xué)讀書那陣子，多么復(fù)雜的圖紙，他都能看懂，他這個人就這么鉆研。在大連起重機廠，爸爸夜以繼日地工作之余，還曾陪著蘇聯(lián)專家下過舞池。蘇聯(lián)專家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焦裕祿這個曾被他們譏為‘牽牛尾巴的也想搞工業(yè)’的‘土老帽兒’，跳起舞來竟是從容優(yōu)雅，風(fēng)度翩翩，引出了蘇聯(lián)人一串串的‘XOPOⅢO（好）’！”
據(jù)有關(guān)材料記載，焦裕祿的藝術(shù)細胞來自于山東博山的田野，他從小就編過罵日本鬼子的順口溜--
日本鬼兒，喝涼水兒，
打了罐兒，賠了本兒。
坐火車，軋斷腿兒。
坐輪船，沉了底兒……
焦守云女士回憶說 ，1959年下半年，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發(fā)現(xiàn)了肝病之后，領(lǐng)導(dǎo)強迫焦裕祿同志到工人療養(yǎng)院治療3個月。他只去了一個月便偷偷逃跑回了工廠，在那一個月里的收獲是高高一疊書籍和一套熟練的太極拳。
“爸爸打籃球也打得很好，打中鋒，他非常熱愛生活。而且他的文章也寫得在行，據(jù)縣委縣宣傳部的通訊員講，他經(jīng)常給大家指導(dǎo)文章的寫作。在蘭考，他工作太忙，沒有時間再練拳、彈唱�！�
在鄧小平提寫書名，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的《焦裕祿》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：在蘭考嘔心瀝血的工作中，焦裕祿曾一面用手緊緊地捂住肝部，在鵝毛大雪天為群眾送糧送柴，一邊還在風(fēng)雪交加的路上帶領(lǐng)大家唱起了《南泥灣》。
在水災(zāi)嚴重的情況下，聽完了某大隊會計“吃也愁，穿也愁，燒也愁，住也愁，愁來愁去沒個頭”的匯報，焦裕祿同志同樣藝術(shù)地歸納了該大隊的有利條件——
夏季丟了秋季撈，
凹地丟了凸地撈，
地上丟了樹上撈，
農(nóng)業(yè)丟了副業(yè)撈。
而后焦裕祿從該大隊的地勢、人力等條件入手一通分析，說得大家由愁變喜。
“他還非常喜歡孩子！”焦守云女士說著說著有點心酸：“過去一作報告說焦裕祿六個孩子，大家就笑，周總理曾經(jīng)問過我是六個不，我回答說：‘是六個�！�他又驚奇又高興，用手比劃著說：‘六個，六個’！父親只要一回到家，肩上趴的，懷里揣的，身上背的，都是孩子。我們真想他呀！”
“父親去世后的幾年里，我們家的日子常常過得很艱難�！苯古�士說：“我母親非常害怕記者，記者一問到那些個日子，就會勾起她痛苦的回憶，她不愿說。——父母親感情很好，但一點也沒有現(xiàn)在所謂的浪漫，想想那個歲月，能浪漫出啥樣，兩人上街，一個在馬路這邊，一個在馬路那邊，全不象現(xiàn)在年輕人想的那樣。但媽媽對爸爸非常好，一只手絹也不讓他洗，后來他的肝病受的那份罪，媽媽最清楚。為了省時間，冬天，媽媽總是把爸爸的襯衣、秋衣、棉衣、罩衣套在一起，讓爸爸一下子穿上。感情深，不一定非要浪漫張揚。爸爸臨終前交代媽媽，不要向組織上開口�！�
“也真難為了我奶奶。奶奶老年喪子，母親中年喪夫，我們幼年喪父，現(xiàn)在雖然好了一些，但我們和大家一樣也面臨著就業(yè)、住房等問題。我現(xiàn)在自己有工作，孩子有希望，他在中央音樂學(xué)院學(xué)聲樂，現(xiàn)在上學(xué)費用高，開銷大，我就是一分錢的工資不花，也掙不了那么多。好在朋友、戰(zhàn)友能幫我一把，等我過了難關(guān)，我會回報他們。我兒子已經(jīng)在中國音樂學(xué)院讀大學(xué)二年級了，喜歡唱歌，可能有姥爺遺傳，我們姊妹幾個嗓子都很好，我送他去學(xué)音樂，也是想圓他外公的夢。想在藝術(shù)方面后繼有人。英雄也是熱愛生活的，也是人呀。一個不知道愛妻子、愛兒子的人，怎么能很好地愛他的人民？
焦守云女士說：“文化革命期間，都不講兒女感情，那是不正常的，我爸爸不僅能歌善舞，而且談吐很幽默，很風(fēng)趣，是很容易接觸的一個人。你想想，跟老農(nóng)民在一起，能在牲口棚里呆上幾天幾夜，是需要一種親和力的，不能看著老百姓吃苦��！現(xiàn)在沈陽市那個市長慕綏新一看賓館安排的不好，嘴里罵罵咧咧轉(zhuǎn)身就走。父親出去看見老百姓沒衣服穿，隨手就把自己的衣服脫給人家。回來還對媽媽說：丟了。去世以后鄉(xiāng)親們拿著衣服哭著過來，母親才知道是給了人家�！�
焦守云女士說她記憶最深的是在上海參加電影《焦裕祿》的首映式。
“那是政協(xié)組織的，”她說：“下面幾乎全是白頭發(fā)、花白頭發(fā)的老人。看完片子，每一個人眼睛都是紅紅的。我只說了一句話，就泣不成聲了。
“我現(xiàn)在還有那種感覺，我想喊老人們一聲‘爸爸’，我叫一聲‘爸爸’都不虧，他們特別懷念我爸爸那樣的干部，懷念我爸爸那個時代。
“一些年輕人沒有這個感情，他們知道我是焦裕祿的女兒，居然很吃驚，說還真有一個焦裕祿，我們以為是編出來教育大家的�，F(xiàn)在造假的人也太多了。
有的記者還問我：焦裕祿去世的時候，真有那么多的人自覺地去送葬？
當時真是傾城而出啊，那場面你想也想不到，人們扶老攜幼，一些不會動的老人，就讓兒女用架子車拉上，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？你活著的時候?qū)θ罕姏]有用，他們不會愛戴你。我爸爸去世那時候，幾個縣的人都趕過去了，墓地是一片沙丘，一百畝地啊，總有十萬八萬人，他只在蘭考干了一年多，怎么會那樣呢？就在于他的人格魅力！那是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的魅力！”
焦守云女士說， 前幾天在湖北，給她們開車的湖北司機說：我也是共產(chǎn)黨員，還當過兵，可是現(xiàn)在有些“公仆”比你爸爸那會沒法比。
“我父親那個時代，真是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工作沒做好，心像刀割得一樣啊�！� 
記得那天告別了焦守云女士，已是漫天繁星的子夜，沐浴習(xí)習(xí)的涼風(fēng)踩自行車回報社，我才記起了自己的記者身份。我當時突然感到，這樣的采訪的確有幾分“神圣感”，那無疑是一次感恩的“還愿”、藝術(shù)的“洗禮”和精神上的“還鄉(xiāng)”。
“無情未必真豪杰，憐子如何不丈夫�！笔堑�， 焦裕祿是活人，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藝術(shù)細胞的共產(chǎn)黨員。他不是只知道吃苦、不懂得享樂、不懂得藝術(shù)的“土老帽兒”，然而他又常常為了工作放棄了享樂，放下了二胡和中山琴。他明白沒有藝術(shù)、沒有文化、沒有情趣的生活是貧乏的生活，所以他才寧愿犧牲自己的享樂，去為廣大老百姓創(chuàng)造有聲有色的日子，他深知精神生活對于貧困地區(qū)的重要性——也許這正是焦裕祿同志與只會念講話稿或動輒訓(xùn)人的干部的重大區(qū)別，更是與終日出入娛樂場所、“能歌善舞”的公仆的根本區(qū)別。